简单认为义代表了孟子所认为的正当和适宜，应不会有太多的争议。
一种思想，如果能正视人性的弱点，在抑制人的本能的同时，适度关照人性的需求，就会被大多数人接受。周代五刑之属三千，民无所措手足。
尽管孔子叮嘱要嘉善而矜不能，嘉善我们做得很好，矜不能就做得不怎么样了。用两个字来概括儒家思想，是责任。但无论仁和还是中庸，都仅仅部分地反应了儒家的思想观念。文化多元化与主流文化是一对矛盾：拒绝多元化，主流文化易陷入停滞。他们不满现状，却不像儒家那样积极地去改造它（孔子名言：天下有道，丘不与易也。
是故诸侯相爱，则不野战。——如果现实情况令人满意，我就不操那个心了。二、从克己诠释变化看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 王肃释克己为胜己私情，刘炫释克己为胜身（嗜欲），其意皆指楚灵王汰侈。
朱熹认为王安石虽变法适时、设心亦正，但改革汲汲于财利兵刑，对格君之本、亲贤之务、养民之政、善俗之方置之不顾，因而大本不正，先后倒置，名是实非。[33]刘子健：《中国转向内在：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》，赵冬梅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45页。朱熹所谓的耳目口鼻之欲，并不是指人正常的生理欲望。在《集注》克己复礼章诠释即将结尾处，朱熹以愚按起头，明确写道：此章问答，乃传授心法切要之言。
吕祖谦死后，其后学纷纷趋时徇势、驰骛功名，朱熹颇为忧虑，与吕祖俭就陆学多次展开论辩。（《集注》，第133页）由乎中而应乎外，制于外所以养其中是程子对克己之目的概括性诠释，朱熹从心性的角度对此进行了再诠释。
朱熹认为，人之气禀有清浊偏正之殊，禀气之清者，为圣为贤，禀气之浊者，为愚为不孝。在朱熹看来，能将扬雄克己诠释开先精神发扬光大的乃刘炫一人。（《语类》卷4，第67、73页）气禀有清浊偏正之分，人因禀受不同而有贤愚之别。由乎中而应乎外，制于外所以养其中也。
这就是制却在内的原因所在。[29]参看陈来：《朱熹书信编年考证》，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，第490页。刘炫之克己诠释体现出个体欲望与外在的社会规范的冲突，而朱熹的克己诠释则完全转变为体现个体自身内在私欲与完美德性——天理之间的对立。开眼之视，伴随着错，而错是心的是非判断，可见目动心随，视显然跟心有关。
然非礼勿视听言动，则耳目口鼻之欲较多。[15]浙学一向主张经史一贯，有重史轻经、以史说经倾向，把司马迁抬到孔子的地位，尊《史记》为圣经。
就克己工夫四目来看，视、听、言、动等外在行为方式，朱熹都看成是由本心德性所支配的，安内、存诚、静专、自持等心性操存工夫，即可制外、闲邪、禁躁妄而顺从天理。他们的著述清晰揭示，内省让他们将更多的注意力倾注在自我修养上，而较少关注国家大事……从南宋中叶开始，这种观念成为最主要的文化和思想浪潮，并持续了几个世纪。
这种有我，以自己为中心，自以为是，危害极大，需要力加克治。清代刘宝楠、陈澧、阮元、毛奇龄、凌廷堪以及今人钱穆、杨伯峻、李泽厚亦持此解。克复心法以仁为本体，克己复礼为工夫，先工夫后本体，即朱熹所说的，仁是地头，克己复礼是工夫，所以到那地头底（《语类》，第1467页）。（三）从下学上达看内向超越 世间和超世间是两个世界，儒家强调世间的一切价值来自超世间，即世间而超越世间，两者不即不离无法一刀两断。[6]《朱子全书·论语或问》第6册，第798页。[2] 朱熹十分重视克己，晚年视克己为一枝独秀，临终前还念念不忘程子克己《四箴》。
朱熹以谚语开眼便错为例证进行讨论。（《集注》，第17页） 道既遍于日用事物之中，又超越日用事物。
[13]《朱子语录》卷13，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224页。要求美味，人欲也，[13]这是朱熹常常说起的。
十六字心传以中为本体，精一为工夫，先本体后工夫。佛道特别是佛教，注重心性建构，拥有完整的形而上学本体论，对儒学构成极大挑战。
. [1]郭园兰、肖永明：《论语克己诠释之汉宋分野：从多维视域考察》，《求索》2017年第11期。第二个区别是内外之别。如果说，由乎中强调心是出发点，那么养其中则是从工夫的角度，把心作为工夫的目标和落脚点。五、内向超越：从朱熹克己诠释之总评看其学术内倾特征 从克己诠释来分析，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第三个主要表现是内向超越。
朱熹学术内倾特征的形成，既受时代背景、个人际遇的影响，亦为振兴儒学的需要，更是心性之学发展、学术风尚转移的结果。为何要反对驰骛于外？朱熹在往来书信中对驰骛于外的危害常有论述。
气禀之私自然指气之浊、偏、恶。朱熹有出入佛老而回归儒学的心路历程，面对佛道的挑战与冲击，能入室操戈，整合佛道思想，[31]汲取佛家的形上世界，生发仁体观念，建立自己的心性哲学。
[26]刘子健：《中国转向内在：两宋之际的文化转向》，赵冬梅译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，第17页。余英时指出：中国古代‘哲学突破以后，超越性的‘道已收入人的内心。
朱熹终其一生诠释经典，数十年字斟句酌，并借此不断完善和建构自己的学术体系，其经典诠释和学术建构相互作用、彼此影响。与扬雄、王肃、刘炫等前人用外在礼仪作为克己之方不同，针对人内在的私欲现象，朱熹主张以理学特有的概念天理对治。由此我们不难看到，朱熹立足理学大框架来诠释克己，通过诠释克己来建构和充实理学体系，其学术内倾特征也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彰显。朱熹之克己诠释不是空穴来风，而是继承扬雄之诠释脉络，吸取魏王肃、隋刘炫、宋邢昺以及程颐等前人的诠释成果而形成。
在朱熹的大力提倡和发展下，心性主题得到不断讨论、完善，心性论体系逐渐得以建构和健全，标志着朱子学术内倾特色的形成，促进了南宋儒学的内倾发展。到南宋，儒学内倾现象逐渐形成，中国转向内在，内在的德性修养摆在首要位置。
朱熹针对程颐《视箴》蔽交于前，其中则迁诠释指出，视是将这里底引出去，所以云‘以安其内（《语类》卷41，第1062页）。[5] 上述王、刘、范、皇、邢诸人，有些与朱熹克己诠释属于同一脉络，有些不属于，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就是站在为政的立场上来诠释克己。
刘炫形象地将人君的任务由变奢泰转为胜嗜欲，范宁强调乱世之主克己时间太少，皇侃寄望人君能约俭己身、变奢泰，邢昺期望人君胜去嗜欲，反复于礼。身有嗜欲，当以礼仪齐之，嗜欲与礼仪战，使礼仪胜其嗜欲，身得复归于礼，如是乃为仁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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